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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业的热约束

发布时间:2014-06-07|发布者: 大连盐化集团|栏目:历代盐业

盐业的热约束

 

(2014年02月14日《能源》文|王守谦 王冰冰—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教授)

    早期盐业多以柴薪为燃料取热煎盐,即俗语所云“办盐柴为本”,但随着柴价日贵,其他热源纷纷登场,推动盐业的发展。

 

  1937年10月4日,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接到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一纸命令,要他立即处理西南边陲的一起普通纠纷——两个月前,云南元永盐场的灶户联名上书南京,控告当地盐务官员强制其改变就地采薪煎盐的传统,将卤水输送至“一平浪”盐场以煤煎盐。

  这样的小事能够绕过抗战军务“上达天听”,显然说明它已不仅仅是产盐地区的“民生”,而是牵涉抗战大后方经济的“国计”。

  移卤就煤这样的技术细节能在特定条件下造成地方性管治危机,与盐业对热能的极度依赖有关。其依赖程度越深,从盐业生产方式到社会稳定的链式反应就越强烈。就盐业史来看,无论是产自天津长芦至广东沿海一线的海盐,还是北部内陆的池盐与川滇两省的井盐,热能供应都是约束其产量、质量、价格和行销范围的重要因素。

由于这些地区多半赖盐为业,当地民生和财政自然随着采热煎盐的成本浮动而有所改善或者恶化。

 

办盐柴为本”

 

  早期盐业多以柴薪为燃料取热煎盐,即俗语所云“办盐柴为本”。为了尽可能节省燃料成本,灶户必须将盐场设在接近山林或苇荡的位置。一旦采伐过重过久,灶户自然也需要随之迁转,从而与迁入地的同行发生龃龉。

  明永乐二年(1404),四川永通县的灶户经由盐课司上书户部,声称当地“去山远,难得薪”,当年仅产盐83730斤,而附近的犍为县“福泉、保通二井”由于“水碱薪便,一岁可得盐十万余斤”,希望将盐场迁至该处,“就彼开煎”。犍为县灶户获知朝廷下旨允准后,群起上书反对。两地自此交章争持,矛盾不断。

  煎盐燃料不仅会造成盐户与同行的龃龉,而且也是盐业管理机关与其他衙门利益冲突的根源之一。在一些海滨盐场,称为“牢盆”的煎盐大锅需要大量苇荡作为燃料。灶户“列灶燃薪,多者十二三眼,少者七八眼”。如果苇荡淹没或被垦为农田,盐业生产也将无以为继。

  万历三十三年(1605),一份来自督理两淮盐课御史乔应甲的奏折发往京城,内容是敦请朝廷关注当地苇荡屡被开垦的情况,查办相关衙门管理不力的责任。在呈给朝廷的奏折中,乔不无焦虑地写道,当地本有一条范公堤将“粮田”和“荡田”分隔东西,种粮农民不得垦种苇荡之地。但“不知起自何年、何人,私行开垦。初则数亩,渐至数顷。而今什百千万,不可计数矣”。

  他指责分管田赋的“不肖”官吏支持了当地农民对荡田的开垦,目的在于“贪富豪三厘之租”。为避免“盐办于灶,灶依于场;场之既去,草从何生?草既不生,盐从何出”的产业困境,支持垦荒的地方官理应为此付出政治代价。

  煎盐对燃料的消耗是极其惊人的。乾隆《两广盐法志》记载,卤水一贯被业盐者视为“盐之精液”,但要“沥卤上锅,用柴草煎煮五六时”,方可成为能够对外发售的熟盐。据学者刘正刚推算,在明清时期的广东,盐丁用铁锅煎煮熟盐,每斤需柴草五斤左右,用竹锅煮盐,每斤耗柴草约三斤。若无充分的燃料保障,再高明的灶户也难免束手。

在赖盐为业的地区,柴薪采集造成童山濯濯的例子并不鲜见。川滇两省素称井盐要地,热能危机迫使地方官主动介入当地生态系统,以维持煎盐燃料的供应。乾隆年间,担任云南琅盐井盐课提举的沈鼐上奏清廷,称当地燃料告急,“不惟树木砍伐一空,且将树根挖掘殆尽”。一些灶户被迫增加工本,向他处购买煮盐柴薪,经营“不免拮据”。他希望皇帝允准业盐者就近种树,以备日后樵采之用。

 

煤炭的兴起

 

  热能约束可能使煎盐的灶户举步维艰,却让附近的煤炭业者异军突起。清代官员严如熤在《三省边防备览》一书中写道:四川“开县熬盐旧用柴薪,老林渐远,取柴甚难”,直接催生了附近煤业链条的出现。

  自从盐场十里内外出现煤窑之后,煤户用四轮小车把煤炭推到河畔,再由小船载运至盐井附近。“井厂所用夫匠、水陆运煤及商贩背运之人,井旺时日以万计”。开县原以盐业、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由此改变,煤炭采运在当地税赋和贸易构成中的重要性逐渐与盐业比肩。

  大宁和犍为两县同样如此。白龙泉是当地主要盐泉之一,“烧灶三百三十六座,均燃以柴”。由于盐泉“逼近老林,薪柴甚便”,“常有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,以供大宁盐井之用”,“大宁商人不须大有工本,亦能开设也”。

  尽管后来薪柴不济,但“谭家墩口出有煤洞,煤载小舟,顺流而下,更为便当”。《光绪大宁县志》也载,该县盐场附近后山一带,原来“菁密林深”,取薪甚便。后来由于人口稠密,采伐过重,这一燃料基地逐渐成了濯濯童山,“由是改烧煤炭”。“(煤炭)产东、西两溪者,附场最近,专为煮盐之用,岁值巨万”。

  《嘉庆犍为县志》也记载了该县煤业因盐而兴的情况:当地盐民对煤炭极为依赖,但此前开采并不积极,产量也很有限。随着犍为县五通桥一带“盐泉大旺”,日需燃煤“数十万斤”,煤炭采运逐渐发达起来。从盐场至河口,“袤延百里,愈掘愈旺,水运陆负,日活数万人,为利甚溥”。

  在大清帝国的官方文书中,常有因盐价高企而导致民众被迫“淡食”乃至叛乱的记载。作为地方官,严如熤自然明白燃料对于盐业和盐价稳定的重要意义。他不无欣慰地写道,四川“凡产盐之处未有不产煤者,水火相济,天所以育群生也。”

  煎盐热源的置换,使盐的行销范围也有所变化。薪柴获得不易,故用薪灶户的煎盐成本和盐价要高于用煤灶户,销路也比后者要差。《光绪大宁县志》载,“柴盐价倍于炭盐,故巫、巴各口多系配运炭盐,而柴盐只行本境及陕、楚各山贩”。不过,煎盐热源骤然由薪变煤,让旧习难改的灶户很不适应。大宁县“向来煮盐,皆系燃薪,故色白而味美”,改烧煤炭后“所产之盐,色味稍减”。

由于并不是每个盐产地都有煤炭或与煤产地毗邻,业盐者往往需要变更生产方式或者选择其他替代性热源,以便尽可能降低制盐成本。前述云南省元永盐场之所以聚众向南京政府请愿,就是因为当地山势陡峭,架设枧道、移卤就煤的成本过高,要求官方承担修路责任,将煤炭运至盐场附近即“移煤就卤”。

 

太阳能和生盐

 

  最先摆脱薪炭依赖、寻求自然热源的,是东南海盐产区。学者刘淼研究表明,早在十五世纪的明代,燃料缺乏已成为当地盐业生产的突出问题。“一方面由于‘海势东迁’,海水中的盐分降低,从而加大了对燃料的需求;另一方面,原有的濒海草荡地也因“海势东迁”的影响,大部分被开垦为熟田地,这样,传统的煎盐法遂向晒盐制法移行”。太阳能因此成为东南沿海盐场的主要热源。

  据《明实录》记载,早在明初永乐年间,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管辖下的仁和盐场即上书户部,自陈“江潮冲激”使原在江畔“晒土烹煎”的茶槽仓、中仓、褚经仓、钱塘仓无法维持,要求将“沙地宽广”、易于晒盐的许村场拨给本场,“立灶开煎”。

  明代官员徐光启在其著作中详细陈述了改煎为晒的好处。他认为,江淮一带民居日多,原来用于煎盐的苇荡多被居民作为生活燃料填入灶膛,海岸退缩后的盐滩也被垦为稻田。当地灶户若能改煎为晒,“不用煎熬,所省柴薪无数”,制盐成本自然有所下降,“江淮浙直民灶,咸被其利”。

  在徐光启看来,因此受益的不仅仅是当地灶户,还有食盐民众。因为过去盐价“每引不过三四钱,近时贵至一两之外,此何故?为薪贵也。今不用柴薪,又免煎煮,盐价可减三分之二;即不然,亦当减半矣”。

  在明代手工业巨著《天工开物》一书中,作者宋应星单辟“作咸”一章,详细记述了以日光晒盐的技术细节。他列举了“潮墩”(即海滨地势较高处)、“草荡”(即海滨地势较低处)等三种盐田的引水晒盐法,称当地盐业“功在晴霁,若淫雨连旬,则谓之盐荒”。

  事实上,在淮扬一带还有单靠日晒自然成盐的制盐法,其成品呼为“大晒盐”,不必煎炼,扫起即食。

  按照清代《两广盐法志》的说法,海盐有生盐、熟盐之分,生盐以晒而成,熟盐则以煮而成。当地最初以后者所占比重为大,但时至清代中期,即因煎盐燃料难以为继而轻重互易。两广总督李侍尧曾上书乾隆皇帝,解释“近来生盐尚属充裕,而熟盐往往不敷配运”的原因。他说:“臣查察情形,实缘近场地方柴薪日少,而远赴购买必须多备资本,贫灶无力备办,每致停煎,因而出产日绌。”因缺乏燃料,双恩、电茂、博茂、茂晖四场原产熟盐,因“柴薪昂贵,难以煎熬,改晒生盐”。

  随着明代以后江淮和岭南一带生齿日繁、滩地放垦的步伐不断加快,可用于煎盐的山林苇荡面积也不断缩减。告别薪炭煎盐,改用日光晒盐,逐渐成为清代以来南方各地盐场的主要工艺。

  《嘉庆澄海县志》记载,“盐生于潮,成于日……濒海居民筑沙坦成盐田,四周以沟,引潮于内。晒既干,起沙而爬(耙)之使松”,再以潮水漫灌,“既溉之复晒之,至于再三,则即沙是盐”,然后加以淋水制卤。取卤晒之,不久即可“凝而为盐,色白如雪”。

  不过,南方多雨,日光强弱也会影响盐的质量和产量。“盐之盈缩,系乎雨阳”。“晴久得盐多,雨久得盐少”。“夏秋日长而烈,每日成盐二石许。冬春日短而微,每日成盐石许”。清代广东学者屈大均也对家乡晒盐法有所记载:“晴则阳气升,而盐厚”,八九日即可收盐。“雨则阳气降,沙淡而盐散,半月之功尽弃矣”。

福建莆田,晒盐法出现很早。盐户引海水入溜井,用断瓷铺成丘盘,“运井中水倾注盘中,遇烈日,一夫之力可晒盐二百斤”,“大省柴薪之费”,可惜“不能尝(常)得日也”。浙江省海盐县自古即为江南主要盐产地之一,并因盐得名。当地盛夏阳光较强,盐民只需二日或三日即可晒卤成盐,秋冬则需四日“晒力方足”。冬季若有西北风,效果“尤胜日晒也”。

 

地热先驱

 

  除了太阳能,地热也是中国传统盐业摆脱柴薪依赖的主要选项,井盐产地尤甚。四川多山,交通不便,运煤煎盐自然要受到地形制约。好在该地区地热资源丰富,使当地井盐灶户在柴薪贫乏的情况下得以维系生计。

  据《天工开物·作咸》记载,四川“西川有火井,事奇甚”。井水虽然“绝无火气”,但只要将长竹剖开去节,插入井底,“其上曲接,以口紧对釜脐”,将卤水注入釜中,便可“见火意烘烘,水即滚沸”,但竹筒内却无焦痕。作者宋应星因此感叹说,“未见火形而用火神,此世间大奇事也”。由于地热煎盐不见灶火,不少盐民多借此私煎谋利,免纳灶税。“凡川滇盐井,逃课掩盖至易,不可穷诘”。

  不过,盐井与“火井”并不是总是重叠或者相距较近的。如果相距较远,就要以枧路输运。在四川富顺,丘垱地区的盐井距离“火井”十余里,沿途有高山河流。“运输井卤,均用人挑,山路崎岖,极感困难”。若是雇人搬运,成本太高,“且不足以济火”。盐民遂用大斑竹或者楠竹,打通竹节,首尾相连,“外用细麻油灰缠缚”,修成运送卤水的枧道,翻山越岭,以便就“热”煎盐。但是,由于“枧路所经之道,无论天上地下,俱系重价租佃,否则地主不准过也”。

  无论是以薪炭煎盐,还是使用阳光等替代性能源,其技术原理都是蒸发卤水,然后收集结晶的盐分。在山西解州和宁夏一带,盐民多借助高纬度地区的日照条件和来自北部的强风加工池盐,然后分别就近行销晋豫两省和北疆边镇。

  春天到来时,他们将盐度较高的池水引入挖好的畦垄,由其自行淤积沉淀为盐脉。等到夏秋时节,风大日强,一天即可结为盐粒,名为“颗盐”。就盐业史来看,这种方法虽然成本较小,但因为规模和产量有限,始终没有在传统盐业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,热能供应依旧是帝国时代的盐业链条中最为脆弱的环节之一。

  在明代学者徐光启看来,近世盐业对阳光、地热和风能的应用可谓利弊兼有。他认为,天津长芦之盐能行销于“官舫漕船”,闽粤之盐散布江西,四川井盐遍销湖广,都是因为或借风结晶,或以日晒盐,或用火井煎熬,“皆不用薪”而价格较低的缘故。换句话说,新式能源的应用至少部分造成了私盐跨省猖獗的问题。如果各省都能效仿,各地盐价持平,“则越境私贩,将不禁而自止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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